張曉宇：從「變唐之禮」到「章獻新儀」── 北宋前期「新禮」問題與《太常因革禮》 | 201909-18（总第1064期）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第37卷第1期（2019年3月）
感谢张晓宇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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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傳統政治向來重視朝廷禮樂的示範作用。本文探討北宋前期「新禮」 概念的演變，著重分析「新禮」 在宋代官方禮書中的表述形式，尤以宋仁宗中期修成的《太常因革禮》 為重點對象。通過仔細考察《太常因革禮》「新禮」 部分所收錄的一些重要條文，本文強調仁宗前期、章獻劉太后當政期間所發展的一些朝儀格式在當時語境中具有象徵女主權威的政治意義，包括上尊號禮、祝壽禮及儀衛制度等。本文認為，從「變唐之禮」走向仁宗一朝的復古之禮，「章獻新儀」 作為北宋「新禮」概念的重要一環，其意義可以從禮儀記錄和歷史文獻兩方面來看。作為禮儀記錄，收錄在《太常因革禮》 中的「章獻新儀」 集中了天聖、明道年間為尊崇章獻劉太后而新設的一批儀注書，包括《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明道儀注》、《天聖儀注》、「天聖儀衛」 等。作為歷史文獻，「章獻新儀」 的誕生與劉太后當政時期的一系列政治考慮有關。儘管「章獻新儀」 的歷史意義因為北宋主流政治排斥女主干政而被掩蓋，但其禮儀意義仍然通過《太常因革禮》 這樣的文獻渠道成為之後皇太后禮制中的參考坐標。通過結合政治史與禮儀史，本文希望提供一個個案，以為開拓北宋禮儀史研究的引玉之磚。
關鍵詞：《太常因革禮》、北宋新禮、章獻新儀、天聖、復古
作者简介
张晓宇，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中國古代禮儀與政治的關係向來錯綜複雜，尤以朝廷禮儀為最。在儒家思想薰染下，三代禮樂之治成為後世治世行政的典範。然而「三代禮樂」畢竟只存在於想像之中。改朝換代之時，新政權多大體沿襲前朝禮典，以維繫朝廷禮儀基本框架。而隨著政權之延續，對朝廷禮儀的要求也隨之產生變化，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修訂和創新都勢在必行，這是王朝「新禮」的由來。
北宋上承晚唐、五代，下啟南宋、元、明初，是現今中古學界研究唐宋變革和「宋－元－明」轉型論兩大理論模式的關鍵時段。[1]考察北宋一朝的「新禮」發展與當時相關政治背景，對瞭解中國傳統禮儀政治甚有禆益。以禮儀政治作為切入點，唐史研究中魏侯瑋（Howard Wechsler）的《玉帛之奠》可謂典範之作，其書集中討論了李唐政權如何利用郊祀、宗廟、封禪等各種國家大禮強化其家國天下的概念。[2]然而，從北宋史的角度觀之，禮儀史和政治史的綜合研究仍相對缺乏。涉及到北宋時期的禮典修撰或朝儀變遷，吳麗娛、朱溢、張文昌、山內弘一等前賢均從禮儀史角度作了種種解析。[3]本文將在現有禮制史研究基礎上，著重分析北宋前期「新禮」概念的形成與演變，強調「新禮」概念在官方禮書中的表述形式，尤以仁宗中期修成的《太常因革禮》為重點解析之典籍。
選擇《太常因革禮》為研究重心，不單因其是相對保存完整的官修禮書。更重要的是此書通過整理、收錄官方儀注重新定義了北宋以來的「新禮」概念。在此書專闢的「新禮」門目中，最具特色的一批文獻是與章獻明肅劉太后相關的皇太后儀注。學界對《太常因革禮》的基本體例、編纂過程以及其在禮制史上的地位已有討論，但尚無針對皇太后儀注的系統研究。[4]而從禮儀政治的角度來看，「章獻新儀」代表的是北宋「新禮」實踐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變化，其中所反映的儀制規格，對於解讀女主政治權力更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切入角度。有鑑於此，本文希望透過研究「章獻新儀」的形成過程和內容，分析劉太后攝政時期的新儀制與其政治意義。下文首先討論宋初「新禮」概念之形成。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關於唐宋變革論，學界研究甚多，基本概要參考（日）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歴史と地理》9.5 （1922）: 1-12；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2005.11):5-71；Hisayuki Miyakawa宮川尚志,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4 (1955): 533-52。關於「宋－元－明」轉型論的思考，參Paul Jakov Smith & Richard von Glahn,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4.
[2] Howard Wechsler,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iz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魏侯瑋此書受日本學者尾形勇、金子修一相關研究影響頗深，尤其是後者關於皇帝郊祀的經典研究。
[3]吳麗娛，《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尤其是下編第六至九章關於唐末五代至宋喪葬令及朝廷賻贈儀制的變化；朱溢，《事邦國之神祇：唐至北宋吉禮變遷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 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日）山內弘一，〈北宋時代の太廟〉，上智史学 35 (1990):91-119。
[4]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頁178-197；尹承，〈太常因革禮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5）。
二、變唐之禮──宋初「新禮」概念的基本形態
唐代以前，「新禮」概念多指朝廷新近制訂的禮儀。唐人心目中之「新禮」，開元以前為《顯慶禮》，開元以後則為《大唐開元禮》。[1]唐代史料論及《開元禮》時，亦多以「新禮」稱之。[2]這種針對「新禮」概念的常態用法，五代之時沒有甚麼大變化。趙宋開國以後，學術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對晚唐、五代以來經學的反動。金中樞曾使用「當代化」一詞形容該趨勢。[3]在這一「當代化」運動中，禮學的修訂成為一大重點。由於朝廷典禮的實際需要，宋初朝廷起用了一批後周儒臣來制定新王朝的各種禮儀。張昭、陶穀（903-970）、竇儀（914-966）、聶崇義等即為其中之佼佼者。在宋太祖建隆至開寶時期（960-976），這批北地出身的儒臣為宋廷朝儀確定了基本框架。從禮學角度來說，當時禮臣約可分為注疏派與變古派。前者以張昭、尹拙為代表，重視漢、唐以來的《禮》經注疏；後者以竇儀、聶崇義為代表，強調講求經文本意，不必拘泥於前人解釋。而變古禮學理念集大成之文字，自然是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新定三禮圖》之變古兼及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追求，真宗時人李至在《三禮圖記》一文中評價此書「務其本以求理，存其末以致用」，可謂確論。[4]從這一角度來看，宋初「新禮」概念基本上是指涉「變唐之古」的禮學。
儘管以聶崇義為代表的變古禮學力求改變漢、唐禮學注疏之「古」，但是，在宋初數十年間，這一禮學新傳統並未充份展開。這一方面是因為變古派並非朝廷禮學的絕對主流，注疏派勢力猶在。更重要的原因是，變古禮學代表作《新定三禮圖》只是出於禮官之手的私人撰述。雖然此書強調因時制禮以致用，但禮圖集注的著作格式造成了限制。朝廷典禮所涉及的禮器服飾，其尺寸規格，自然可以參考《新定三禮圖》。然而各種典禮的具體行儀步驟及規範等，只能依據朝廷禮典和各種官方禮書及儀注。
大體而言，宋初朝廷禮典有兩個來源。一是《開元禮》、《貞元新集開元後禮》、《禮閣新儀》、《元和曲臺新禮》、《續曲臺禮》這一批中、晚唐官方禮書。二是五代各朝禮儀實踐留下來的具體儀注。二者的結合就是北宋初年的國家禮典《開寶通禮》。[5]
開寶四年（971）編成的《開寶通禮》乃是《開寶通禮》初稿。開寶六年（973），盧多遜呈上補充《開寶通禮》的《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以及《開寶通禮》定本。作為一部繼承後周《大周通禮》未竟之業的禮典，《開寶通禮》受《大周通禮》影響頗深。另一方面，如樓勁先生研究所揭示，宋人從正統概念出發，強調《開寶通禮》與唐《開元禮》的關係，從而淡化五代禮制對《開寶通禮》實踐層面的影響。[6]換言之，《開寶通禮》本身便蘊含中唐禮儀規範以及五代禮儀實踐之間之衝突。宋初許多官修儀注即是為緩和這種衝突而制訂。以宋初儀制中的視朝禮為例，常參視朝即有「垂拱－講武－崇政殿」視朝與「崇元－文德殿」視朝兩大系統。後者淵源於中唐時期所發明的入閤禮，本為常參以外皇帝在便殿會見羣臣的一套朝儀，後來演變為常參視朝。[7]唐入閤禮以宣政殿為正衙，皇帝隻日（奇數日）坐朝立杖于宣政殿；在便殿紫宸殿會見羣臣時，宣政殿的儀衛自宣政東西上閤門進入紫宸殿，稱為「入閤」。[8]宋初正衙常參在文德殿，紫宸殿仍為便殿之一。如果嚴格按照唐制的話，那麼入閤禮當先立仗於文德殿，然後由文德殿東、西上閤門進入紫宸殿。但是，宋太祖建隆年間所舉行的四次入閤禮，入閤場所都在崇元殿。[9]崇元殿乃是五代後梁以來的朝廷正殿。[10]後晉、後周的入閤禮，多在崇元殿舉行。[11]宋太祖的做法先是依循五代故事，以正殿崇元殿為入閤場所。乾德四年四月（966），北宋皇宮正衙文明殿建成以後，入閤場所才改為文明殿（即文德殿前身）。[12]淳化二年（991），太宗命國史館修撰張洎（934-997）、楊徽之（921-1000）等儒臣參考五代以來入閤舊圖制訂具體入閤儀注，張、楊二人反對五代入閤傳統，追循唐禮，認為正衙文德殿應該是出閤而非入閤之殿。他們提議將正對文德殿的便殿長春殿做為入閤之殿。這一提議並沒有被採納。[13]在《淳化入閤儀注》和《淳化入閤圖》裡，正衙文德殿被確立為入閤之殿，這一體制一直沿用到了神宗時期。[14]作為唐代朝儀的入閤禮和後周、北宋踐行入閤禮的宮殿佈局通過淳化儀注、禮圖以及後來各種相關儀注被編織在一起，成為新朝儀規範。[15]
以上以入閤禮為證，說明了北宋朝儀中的一些規範其實是前朝禮儀理論和實踐磨合的後果。但是，這種磨合並非一定成功。官方儀注許多時候無法彌補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落差，而北宋「本朝」做法亦時為儒臣所質疑。寳元二年 （1039）宰臣宋庠 （996-1066）在回應宋仁宗有關入閤禮的詢問時即直言：「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徳殿為上閤，差舛尤甚。」[16]宋庠明確批評文德殿入閤儀只是國初諸儒議禮不當的後果。最重要的是，他認為入閤儀作為中唐開元以後才出現的禮制本身是一種「新禮」。這句話中的「新禮」，既指《開寶通禮》，更反映了宋人自己的「新禮」想像。宋太祖、宋太宗以降，「新禮」概念產生了甚麼變化？宋人對「新禮」的理解建構在甚麼意識之上？欲解決這些問題，須審視宋初以後的禮書修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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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典》記《大唐開元禮》之制作，有「新禮成，凡百五十卷」之說。唐．杜佑撰，（日）長澤規矩也校訂，《日本宮内廳書陵部蔵北宋版通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卷41〈禮總序〉，頁421。
[2] 五代•劉昫等，《 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8〈 玄宗本紀上〉，頁198。《唐會要》及《冊府元龜》所收唐人開元以後奏議多稱《開元禮》為「新禮」。參五代•王溥，《唐會要》卷33〈凱樂〉，（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608；宋．王欽若（962-1025）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589〈掌禮部：奏議十七〉，頁6753。今傳王溥百卷本《唐會要》於建隆二年（961）編成，其主要材料來自唐德宗時蘇冕 （734-805）四十卷本《會要》（唐初至代宗）和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宰相崔鉉重編的四十卷本《續會要》（德宗至武宗）。《唐會要》中關於代宗以前的部份，基本上源自蘇冕收集的唐代官方文書材料。參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國學基本叢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卷2〈後志〉，頁853。
[3] 金中樞，〈宋代的經學當代化初探（上）—聶崇義的三禮圖學〉，載《宋代學術思想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頁17-56。
[4] 宋．李至，〈三禮圖記〉，《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卷後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2。鄭氏家塾本《重校三禮圖》是元刻版本，這一版本版面和現存最早南宋孝宗時期的《新定三禮圖》有所不同，但是文字內容不變。關於《三禮圖》版面形式的重要研究，參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臺大歷史學報》60 (2017.12):68-75。
[5] 《開寶通禮》本身即蘊含了中唐禮儀規範以及五代禮儀實踐之間的衝突。這方面的研究，詳參樓勁，〈關於開寶通禮若干問題的考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四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420-430。
[6] 樓勁，〈關於開寶通禮若干問題的考察〉，頁430。
[7] 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儀制十九〉，頁1之19；元．脫脫（1314-1355）等編，《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117〈禮二十〉，頁2765-66。關於入閤朝儀演變為常參視朝的情況，尤其是唐閤門使乃至宋閤司的職權問題，參趙冬梅，《試論通進視角中的唐宋閤門司》，載鄧小南編，《政績考察與資訊管道：以宋代為重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93-212。關於中唐以後的常參以及「入閤」制度，參（日）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唐代聴政制度の展開》（京都：晃洋書房，2006），頁126-149；（日）吉田歡，《日中宮城の比較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94-113。
[8] 宋．馬端臨（1254-1323）著，裴汝誠等點校，《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107〈王禮考二〉，頁3267-68。松本保宣認為隻日坐朝是代宗大曆以後確立的習慣。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頁128。關於唐後期的常參地點，松本保宣與吉田歡觀點亦相異。參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頁248-282。
[9] 太祖朝的入閤禮都在朔月舉行，分別為建隆元年八月、建隆三年八月、同年十一月、建隆四年四月。《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九〉，頁1之21。
[10] 後梁後平元年（907）四月，梁太祖朱全忠受禪，大改宮殿舊制：「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以正殿為崇元殿。」五代．薛居正（912-981）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3〈梁太祖紀第三〉，頁50。
[11] 宋人常有入閤禮五代以來多廢的說法。這種說法實際上是蓄意貶低五代禮制。《冊府元龜》收五代詔策甚多，其中頗有一些關於五代入閤禮的記載，尤以後周為最。明言後周羣臣「入閤」、「詣閤」者，即有九次之多。周世宗顯德四年 （957）二月辛酉的一份詔書提到：「文武百寮起今後每遇入閤日，宜賜廊食，此有唐之舊制也。」《冊府元龜》，卷108〈帝王部：朝會第二〉，頁1182。由此可見，後周不但常行入閤禮，而且在賜食等細節上也力圖復興唐制。並非宋人所謂 「五代以來，正衙既廢，而入閤亦希闊不講。」
[12] 王應麟（1223-1296）說文明殿「即文德殿，一名大明殿。《國史》云文明，當考。」宋．王應麟，《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48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70〈朝儀‧建隆崇元殿入閤〉，頁60。王氏此處提到的「國史」即為太宗淳化五年 （994）時張洎重修的《太祖實錄》。王氏習慣將這部《太祖實錄》稱為「國史」而非「實錄」，參蔡崇榜，〈關於宋修國史的幾個問題〉，《史學史研究》(1993.1):31-33。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文明殿於乾德三年八月修成：「文明殿即端明殿也，國初改焉」，可見文明殿之名實自唐端明殿演化而來。後在宋太宗雍熙年間文明殿才改名為文德殿。宋．李燾 （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6「太祖乾德三年八月庚戌」條，頁157；卷25「太宗雍熙元年秋七月壬子」條，頁582。
[13]《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九〉，頁1之21至22。
[14] 參見《玉海》，卷70《朝儀‧淳化文徳殿入閤》以下至《熙寧文徳殿視朝儀》等條，頁61-65；並參《宋史》，卷117〈禮二十〉，頁2767-68。
[15] 這些儀注包括真、仁二朝的《祥符入閤圖》、《景祐入閤儀注》、《康定閤門儀制》等。參《玉海》，卷69〈禮制下‧康定元年四月修成閤門儀制〉，頁32，《玉海》卷70，「朝儀‧祥符入閤圖」、「景祐定入閤儀注」諸條，頁62-64。
[16]《長編》，卷125「仁宗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條，頁2946。
三、「復古之禮」──《太常新禮》與《慶曆祀儀》
北宋官方禮典《開寶通禮》纂成以後，又陸續編纂了不少儀注類禮書補充其書，補充內容多為當時詔敕或議禮文字彙編。其中較為人知者有: 太宗淳化四年（993）《內外官儀制》、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景德閤門儀制》（仁宗朝景祐、康定年間再次修訂）、仁宗天聖五年（1027）《禮閤新編》、天聖九年（1031）《內東門儀制》、慶曆四年（1044）《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皇祐三年（1051）《皇祐大享明堂記》、嘉祐年《朝制要覽》等等。針對真宗一朝儀注文字、制禮儒臣和背後各種社會政治因素，已經有了一些研究。[1]宋廷禮儀機構尤其是太常禮院在真、仁兩朝的專權化，亦有專文分析。[2]禮儀機構的專權化是為了對應更繁複的禮儀需求。這類需求之所以見增於北宋中葉，是由於《開寶通禮》作為官方禮典效力不彰，和其他官方禮書在職能層面無法明確區別。[3]因此，朝廷需要制訂更多的禮書及專門儀注來補充《開寶通禮》。這種層累式修撰的最終成果就是仁宗嘉祐年初（1056-1057）由歐陽修（1007-1072）動議修撰、英宗治平二年（1065）修成的《太常因革禮》。在分析《太常因革禮》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同為仁宗朝所修撰的《太常新禮》、《慶曆祀儀》在北宋「新禮」概念發展中的意義。
《太常新禮》、《慶曆祀儀》二書今皆亡佚，無法從書之內文考察仁宗時期新禮儀的演化過程。從修撰動機來看，它們和之前的儀注集或祀儀有本質上的不同。《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皆淵源於景祐四年（1037）三月太常禮院知禮院吳育的一次上奏。吳育奏稱：「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4]《玉海》、《直齋書錄解題》所記大同小異，唯「禮文故事」後多「未經刊修」四字。[5]說明太常禮院所藏禮書流通性有限。天聖五年編成的六十卷《禮閤新編》雖按五禮門目分門別類收錄了不少朝廷詔敕，然而吳育上奏距離《禮閣新編》成書之時已達十年。[6]這十年間宋廷頒發、施行的新禮不在少數，亟需重新整理。而其整理的結果就是《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
吳育初始提議整理禮院文書, 本欲據國初以來詔敕製成一套新的朝儀規範，然而這一計劃並未成功。《太常新禮》後成為《開寶通禮》以外宋廷詔敕文書的「變禮」記錄，而且遺略甚多。反而《慶曆祀儀》在體例上更接近於吳育「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的原意。[7]當然，這是就結果而論。從禮書編修過程和編撰成員來看，亦不難看出一些頗為有趣的問題。
慶曆四年（1044）正月，太常禮院呈上《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時，領銜受賞的提舉編修是前一年升任參知政事的賈昌朝（997-1065），另外三位主編修是龍圖閣直學士孫祖德和知制誥李宥、張方平（1007-1091），同列編修者計有直集賢院呂公綽（999-1055），天章閣侍講曾公亮（999-1078）、王洙（997-1057），崇文院檢討孫瑜，集賢校理余靖（1000-1064）、刁約。[8]整個編修班子一共十人。首倡編書的吳育卻並未加入。張文昌先生以為因吳氏與當時權臣賈昌朝、范仲淹（989-1052）有隙，這是很合理的猜測。[9]
《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成書於慶曆四年，正是范仲淹新政高峯時期。在最後受賞的十人編修班子裡，三名主編修中孫祖德出身范氏之諫官集團，明道二年已因仁宗欲廢郭后一事與范氏聯合。[10]張方平雖被傳統史家目為追隨呂夷簡之保守派，實際上立場十分複雜。李宥是真宗以來舊臣，與張方平交好，亦為呂夷簡所提拔。張方平為其書墓銘中有「公齒長矣，不樂諸輩新進事」之語，政治上屬於保守一派。[11]至於領銜的賈昌朝，多被視為慶曆保守派之重臣。這樣看來，從景祐到慶曆年間的禮書修訂大體是在保守氣氛中進行的。
賈昌朝、李宥諸人在政治上雖然有抗拒變革之傾向，在學術思想方面卻是先鋒人物。兩宋之交的吳曾引《兩朝國史志》總結仁宗時期學風：「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12]《兩朝國史志》提出北宋新學源自劉敞，同樣重要的一條思想線索是賈昌朝學術尤其是《群經音辨》對慶曆新學風的影響。賈昌朝強調經學研究應回歸古音、古訓，批判漢、唐注疏，這種傾向在禮制上有甚麼具體影響，限於篇幅，這裡無法一一梳理。但是，賈氏新學術中強調「復古」卻是當時的風氣。同理，李宥在判太常寺時反對朝廷體制只以從官主持宗廟五饗，不甚尊重宗廟大禮。力求恢復荒廢已久的「古制」，以主官主持典禮，為此不惜與輔臣抗爭。[13]如此看來，賈、李二人保守的政治傾向並不影響其思想學術上的創新。他們在景祐以後參與或支持太常禮院創造「新禮」的活動，是很自然的事情。[14]
再看提舉編修和主編修之下的六位編修官。呂公綽是呂夷簡之子，可以視為編輯班子中政治保守派的象徵人物。曾公亮在慶曆元年五月為左正言孫沔舉薦自代，同時受薦者還有歐陽修和蔡襄，可以說出身自新政諫官集團。[15]慶曆四年二月月末，距兩部禮書進獻僅過半月，曾公亮即受命修訂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例。這一修訂正是由范仲淹提議，反映的是范氏官制改革「明黜陟」的核心思想。[16]至於餘下四人，其中余靖、王洙、刁約三位，皆為所謂的「范黨」。慶曆四年十一月王洙、刁約受王益柔案牽連，分別被出放濠、海二州。這批范氏重用的「一時聞人」之被逐，代表了慶曆新政已經進入尾聲。次年五月，余靖出放吉州，新政正式終結。[17]從《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最終編修班子的構成來看，儘管領銜的賈昌朝政治上偏向保守，實際編纂者則多為慶曆新政參與者。即使是賈昌朝和李育，也不滿當時經學和禮制上的因循風氣。
更重要的一個細節，則是兩部禮書編修過程中改革派士大夫之加入。自吳育景祐四年上奏請修禮書以後，朝廷曾兩次下詔擴充編修班子。一次在寶元二年 （1039）五月，當時任天章閣待制的賈昌朝和直史館宋祁奉詔一同修纂禮書。[18]賈昌朝上文已述及。宋祁具有修撰樂書的經驗，曾先後進上《大樂圖義》二卷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19]《大樂圖義》是繼承前人「六律、五聲、八音、七均」之說來修訂北宋朝廷禮樂，尤其是禘祭所用之樂。[20]《景祐廣樂記》規模更廣，是仁宗朝復興雅樂的一代重典。[21]有這樣充份的禮樂學養和修撰經驗，無怪乎仁宗要起用宋祁加入後來的禮書編纂班子。宋祁傾向大幅更改當時禮儀規範，這點我們只要讀讀他在朝廷樂制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議即可明白。今本《景文集》中，〈論以尺定律〉、〈奏乞減編磬事〉、〈論太樂置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論竽及巢笙、和笙〉這幾篇討論樂器改革的文字都著重指出北宋雅樂殘缺不全，而且受五代樂風影響，頗為「淺俗」。只有招募「知音」樂工，依照古制修復樂器，才能復興雅樂。[22]這與李宥在宗廟五饗制度上的復古堅持正好互為呼應。
宋祁最後並沒有出現在《太常新禮》、《慶曆祀儀》編纂班子之中，是因為他早在景祐四年已受命修起居注，無法分身兼顧禮書修撰。[23]因此，朝廷在康定元年另外委派二位館閣校勘加入同修禮書，一位是刁約，另一位正是後來領銜《太常因革禮》修撰的慶曆新學代表歐陽修。[24]如果說《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反映了仁宗中期士大夫開始有意識地建構以復古為基礎的「本朝新禮」，那麼《太常因革禮》則反映了「本朝新禮」的實踐應用。從探討《太常因革禮》中的「新禮」概念出發，下文將說明這些「新禮」制訂背後的政治意義，尤其是其禮儀規格與女主政治的內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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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文昌以為真宗制禮是對澶淵之盟的一種心理反動。尹承則提出真宗主要制禮儒臣皆出自南方，上承北宋開國以來南方學術傳統。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頁163-170；尹承，〈太常因革禮研究〉，頁104-108。
[2] 張曉宇，〈「專達」的 「閒職」—唐至北宋太常禮院沿革考〉，「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嚴耕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10.14-15）。
[3] 樓勁，〈關於開寶通禮若干問題的考察〉，頁430-437。
[4]《長編》，卷120「仁宗景祐四年三月戊戌」條，頁2825。
[5]《玉海》，卷69〈禮制下‧景祐太常新禮、慶曆祀儀〉，頁33；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臺北：廣文書局，1968），卷6〈太常新禮〉，頁420。
[6]《長編》，卷105「仁宗天聖五年十月辛未」條，頁2451。
[7]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頁170-175；尹承，〈太常因革禮研究〉，頁40-43。
[8]《長編》，卷146「仁宗慶曆四年春正月辛卯」條，頁3533。
[9]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頁174。
[10]《長編》，卷113「仁宗明道二年十二月甲寅」條，頁2648。廢郭后事參何冠環，《小文臣與大宦官：范仲淹與仁宗朝權閹閻文應之交鋒》，《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8 (2014.1):74。
[11] 宋．張方平，《樂全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卷39〈隴西李公墓誌銘〉，頁16下。
[12]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28。
[13]《宋史》，卷301〈李宥〉，頁9995。
[14] 賈昌朝的遠房堂兄弟賈昌齡和范仲淹關係甚密，昌齡的墓誌即由范氏撰寫。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3冊 （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14〈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頁88。2012年河南新鄭出土了范仲淹撰文的賈昌齡墓誌，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范、賈二家關係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參陳朝雲、許世娣，〈范仲淹撰賈昌齡墓誌研究—兼及出土文本與傳世文本的比較〉，《中州學刊》(2013.11):120-125。
[15]《長編》，卷132「仁宗慶曆元年五月壬戌」條，頁3127。
[16]《長編》，卷146「仁宗慶曆四年二月丁巳」條，頁3550。
[17]《長編》，卷153「仁宗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條，頁3715 （王洙、刁約）；卷155「仁宗慶曆五年五月戊辰」條，頁3772 （余靖）。
[18]《長編》，卷123「仁宗寶元二年五月丁卯」條，頁2909。
[19]《長編》，卷116「仁宗景祐二年二月庚申」條，頁2720；《長編》，卷119「仁宗景祐三年七月戊子」條，頁2796。關於二部樂書的簡單介紹見《玉海》，卷105〈樂‧景祐廣樂記〉，頁769-772。
[20] 宋．宋祁，《景文集》，《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45〈大樂圖義序〉，頁3下。
[21] 王應麟形容《景祐廣樂記》成書經過，稱仁宗景祐初：「博訪知音通古之士，討論雅樂制度、歴代沿革，考正音器，作為新書，成一朝之典。」《玉海》，卷105〈樂‧景祐廣樂記〉，頁771。此書集仁宗前期雅樂之大成，其中樂器之具體音高及頻值由當時音樂家李照修訂。參邱源媛，〈宋代宮廷雅樂的復古之風〉，《故宮博物院院刊》167 (2013.3):97。當時也有一些士大夫對李照所定音律不滿，馮元即為一例。箇中經過，參Joseph S. C. Lam, “Huizong’s Dashengyue, a Musical Performance of Emperorship and Officialdom,”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e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422。關於北宋前期的雅樂傳統，亦可參考胡勁茵，〈宋初樂制因革考論〉，《學術研究》(2011.7):122-129; 〈宋真宗、劉后時期的雅樂製作〉，《藝術史研究》第十六輯 (2014:12):283-307。
[22]《景文集》，卷26，頁1上至頁12下。
[23]《長編》，卷120「仁宗景祐四年閏四月壬午」條，頁2829。
[24]《長編》，卷129「仁宗康定元年十月癸巳」條，頁3051。
四、「章獻新儀」──《太常因革禮》「新禮」的產生過程與政治意義
關於《太常因革禮》的後世記述，元代官修《宋史‧禮志》中的說法值得留意，其曰：「至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1]《禮志》「以類相從」的說法，主要是指《太常因革禮》按照吉、嘉、賓、軍、凶的五禮系統來分類。除此之外，另加入了「總例」、「廢禮」、「新禮」、「廟議」這四個部份。關於《太常因革禮》這些門目的分類體例，前人已有簡要分析。[2]這裡我們更關心的是「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的判斷。此處「舊者」有兩層意思，分別指涉中唐以來以《開元禮》為代表的禮儀規範以及北宋繼承自五代的「近世」禮儀實踐 。前文引述宋庠對入閤禮之批評，正反映了中唐《開元禮》與「五代－宋初」這兩套禮儀傳統之間的角力。在這套論述中，作為「開寶新禮」的入閤禮並不符合「開元舊禮」。到了仁宗時期，朝廷和士大夫集團共同追求新秩序。這一追求將中唐、五代的禮儀傳統總結為 「舊儀制」，並將其與真、仁以後的儀制對立起來，以後者為「新禮」。仁宗前期的「新禮」設計，包括上文分析的《太常新禮》與《慶曆祀儀》，都是強調真、仁以來二朝儀制的新氣象，這是《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的時代意義。
事實上，編纂《太常因革禮》的禮臣自身對此書「異於舊者」處十分敏感。這一點細讀歐陽修撰寫的序文即可明白。該序文從秦、漢禮樂講起，簡述各朝禮樂傳統之興衰，點出唐《開元禮》繼往開來之意義， 將北宋禮制發展總結為「太祖皇帝約唐之舊為《開寶通禮》，事為之制，以待將來。」 [3]「以待將來」是歐陽修回溯式的說法。簡言之，他並不認為《開寶通禮》能夠充份響應朝廷禮儀需求。太祖以後數十年間朝廷禮儀實踐「隨事損益」，所以才有了後來修成的一系列禮書、儀注以作補充。然而這些禮書、儀注由於各種體例原因，不能兼收博採。《太常因革禮》之作，正是通過整理建隆訖於嘉祐太常禮院所藏各種禮儀文字，達到垂範後世的目的。《序文》中自謙《太常因革禮》「不足以稱先帝考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正反證了原本編纂用心是希望「傳示無極」。清人蔣汾功在為秦蕙田（1702-1764）《五禮通考》寫序時將《太常因革禮》而非《開寶通禮》與唐《開元禮》並列，指出這兩部禮書都旨在「垂為一代章程」，可謂深得編纂禮臣之心。[4]
除了肯定《太常因革禮》作為一代章程的意義外，蔣汾功批評此書「因陋就簡，大畧與綿蕞等。」[5]後世禮家讀《太常因革禮》之所以感覺詳略失宜，是因為此書體例大概「以《開寶通禮》為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則有《通禮》存焉。」[6]換言之，此書應與《開寶通禮》對讀，才能把握其「異於舊者」之處。[7]現存殘本百卷《太常因革禮》中共有二十一卷「新禮」，收錄了發端自真、仁之朝的新禮儀。由於保存相對完整，這二十一卷可以說是研究北宋中期「新禮」概念的第一手材料。這批「新禮」材料最特殊的地方是收入了劉太后攝政時期的數種朝儀，包括上尊號冊寶禮、儀衛制度、上壽及朝賀禮。這幾套朝儀本為尊顯皇權而設，但在仁宗初期劉太后攝政的特殊歷史語境中，這些朝儀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成為彰顯劉太后個人權威的象徵。從這個方面來說，《太常因革禮》「新禮」除了異於《開寶通禮》以外，其自身還有著更深一層的政治意義。[8]
劉靜貞先生曾指出天聖後期劉太后逐漸鞏固自身政治勢力的過程，並指出禮儀問題可被視為一項指標。[9]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為北宋禮儀史與政治史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切入點。從這一角度來解讀《太常因革禮》，就會發現天聖初期出臺的一系列皇太后禮儀背後不乏政治因素。細考《太常因革禮》所載皇太后儀節之文獻脈絡，卷86〈新禮‧上冊寶〉的儀節實出於天聖二年八月八日由翰林學士李維領銜進呈的《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卷85〈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中的儀衛制度，乃摘錄自《國朝會要》所記天聖元年太常禮院所進太后出入儀衛「新禮」，以下簡稱「天聖儀衛。」[10]卷86〈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新禮‧長寧節宰臣百僚上皇太后壽〉、〈新禮‧長寧節內外命婦上皇太后壽〉這三條儀節來源比較複雜。乾興元年十一月，真宗過世不久，劉太后生日 （正月八日）被定為長寧節。[11]針對皇太后上壽禮，仁宗前期至少編撰過兩次長寧節上壽儀注。一次在乾興元年十二月，一次在天聖五年十二月，都是由太常禮院擬定。天聖五年再次編訂的長寧節上壽儀注乃本《乾興儀注》而來，以下簡稱《天聖儀注》。《天聖儀注》後來被編進禮院《例冊》及《儀注》檔案，輾轉流傳，遂為《太常因革禮》所徵引。[12]〈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新禮‧長寧節宰臣百僚上皇太后壽〉二條文字多有重複 ，恐怕因為前者抄自禮院《例冊》，文字較為詳盡，兼有皇帝行儀記錄。後者則出自整理過的禮院《儀注》，相對簡略。
從歷史脈絡來看，《太常因革禮》所收錄的這些天聖「新禮」背後存在著相當的政治考慮，並反映在禮數變化之中。仁宗即位以後，沿續真宗在世時齋醮皇帝誕辰的習慣，命京師各大寺觀於劉太后誕辰長寧節打齋行醮。這一禮數由於「糜費甚重」，天聖元年二月馮拯曾提出反對，終以裁損齋醮用度而告結。[13]縱觀天聖元年，這種裁損禮儀用費的節制傾向似乎是主流。元年三月禮儀院請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真宗聖誕等五節賜宴天下之制。朝廷於是「詔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14]同月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等原廟衛卒。[15]元年四月，為了精簡節用，禮儀院本身亦被撤裁，併入太常禮院。[16]與此同時，天聖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常禮院出臺皇太后出入護從儀式，亦即《太常因革禮》〈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所記之「天聖儀衛」。[17] 據《宋史‧儀衛志》所記：「自乾興元年仁宗即位，章獻太后預政，儀衛始盛。」 [18]皇太后「儀衛始盛」的現象正好發生於宋廷裁損禮儀用費的天聖初年。這一對比值得深思。
從乾興到天聖，朝廷形勢有了一些變化。自乾興元年八月確立垂簾體制以來，劉太后政治上一直是處於相對被動的局面。[19]天聖二年初真宗大祥，劉太后賜輔臣手書中聲明「吾以受先帝顧託之深，皇帝春秋之富，助成治道。」[20]手書中「助成治道」自然是政治修辭，以「先帝顧託之深」來合理化攝政體制才是劉太后本意。[21]從禮制方面來看，天聖二年五月太常禮院初步制成皇太后受冊禮服時，仍引《開寶通禮》中的常制禮服為根據，並無逾禮之舉。[22]然而到了天聖二年七月末, 王欽若領羣臣表上劉太后尊號時，皇太后相關禮儀開始有了一些突破。天聖二年九月上尊號禮實施以前，兩制欲定制皇太后於後殿崇政殿受尊號。這一提議實出於《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之作者李維。李維出身仁宗侍讀，其本人似欲在禮制上把仁宗與劉太后區分開來，故有皇太后後殿受冊之議。[23]仁宗在答李維詔中提出「恭上皇太后尊號，斯為盛禮。內殿受冊，豈推奉母儀之意？」[24]最終下詔定為正衙文德殿受冊，天安殿發冊。[25]在討論上尊號冊寶用料方面，仁宗亦提出皇太后及真宗當用黃金，他自己的冊寶用次一等的塗金即可。[26]此議雖被劉太后否決，但支持皇太后「新禮」超逾常制規範的輿論傾向已頗明顯。
遽觀天聖二年太后上尊號禮中仁宗的表現，似乎予人一種帝、后雙方母慈子孝、互相謙讓之感。然而考慮到禮儀詔文的政治修辭性質，仁宗答詔中所表現的姿態更像是一種政治折衡。仁宗本人意願暫勿論，劉太后這一方確實敏銳察覺到了這些儀制的政治象徵作用並加以利用及擴大化。這從一些細節可察其端倪。天聖二年七月王欽若領羣臣上表皇帝、皇太后尊號禮時，劉太后初皆不允，表至三上乃從之。[27]劉太后這一政治姿態自然並非出於本心。王欽若所請上尊號禮通過以後，同月宋廷遣判戶部勾院李若谷、內殿承制范守慶為正、副生辰使赴遼國祝壽遼聖宗之妻蕭菩薩哥。但是，李、范二人臨行前「不俟垂簾請對」，逕往羣臣日常奏事仁宗的長春殿上奏，導致劉太后不悅，臨時替換使節人選。[28]此雖細事，亦足以反映劉太后本人甚為重視朝儀禮數，尤其是關於皇帝與太后禮儀差序方面的規定。再以上尊號禮為例：即便仁宗將上尊號禮受冊地點改為正衙文德殿，劉太后亦不滿足，而欲更進一步於正殿天安殿受冊。天安殿即大慶殿，乃皇帝行冊尊號、饗明堂、恭謝天地等國家大禮之所，禮制上地位至為崇高。[29]劉太后若真於天安殿受冊，則皇帝與太后的禮數無法區分。有鑑於此，宰輔王曾（978-1038）遂堅持否決劉太后欲於天安殿受冊之提議。[30]但是，即使是作為「反章獻之政」核心的王曾，在上太后尊號「新禮」方面的影響力亦只限於受冊地點。天聖二年上尊號禮之冊文乃由王曾親撰。冊文中以極高規格稱頌劉太后「正位承天，居尊治內」，說明太后自仁宗即位以後權處分軍國重事「詳錄機務，咨謀政經」的事實。[31]更重要的是，冊文中「綿代曠典，自我而著」一語，明確點出上劉太后尊號禮作為新朝儀旨在垂範後世的用心。[32]
天聖二年以後，劉太后個人禮制方面的擴張已為不可逆之趨勢。以劉太后壽辰長寧節為例。其基本流程大概為：「前一月，文、武官各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散日，錫慶院賜會。前三日，內、外命婦各進香合。至日，入內上壽。在京，禁刑罰屠宰各七日。」[33]北宋慣例，皇室重要成員壽誕均賜紫衣、師名恩例予僧、道。[34]這一習慣亦為長寧節襲用。理論上來說，皇太后壽誕恩例應較皇帝為少。但是到了天聖三年（1025），長寧節僧、道恩例已增為三百人，接近仁宗壽誕乾元節的三百八十人了。[35]這一新的恩例規定經過數年實行後，被太常禮院編成《天聖儀注》。天聖七年冬至，仁宗皇帝按照《天聖儀注》上劉太后壽於會慶殿，率百官行臣下之禮，可以說是皇太后上壽禮的最高規格。時任祕閣校理的范仲淹上奏抗言，提出：「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宮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36]然而范仲淹疏入不報，最後自己落得出為河中府補判的後果。[37]
天聖年間，儘管士大夫集團中的一些代表如李維、王曾、范仲淹等竭力限制劉太后禮制方面的逾矩之舉，但這種限制整體而言並不成功。從「天聖儀衛」至《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再到《天聖儀注》，與皇太后相關的禮儀可以說在不斷升格。天聖九年 （1031）由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閤門使曹琮、夏元亨進上的五卷《內東門儀制》，就是這類天聖「新禮」的總結。[38]《內東門儀制》雖已佚失，這批「新禮」仍被作為「章獻新儀」而保存在《太常因革禮》之中，成為了構成北宋「新禮」概念的重要部份。儘管「章獻新儀」只存在於仁宗前期，但它仍能通過《太常因革禮》這樣的文獻垂範後世，成為宋室後來設立太后禮制時經常徵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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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98〈禮一〉，頁2422。
[2] 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頁182-185；尹承，〈太常因革禮研究〉，頁25-32。
[3] 宋．歐陽修，〈太常因革禮序〉，《太常因革禮》，《叢書集成初編》 第1043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頁1。
[4] 清．蔣汾功，〈五禮通考序〉，《五禮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70），頁9。
[5]〈五禮通考序〉，頁9。王應麟亦有 「繁簡失中，缺亡不補」的批評。《玉海》，卷69〈禮制下‧治平太常因革禮〉，頁34。
[6] 歐陽修，〈太常因革禮序〉，頁1-2。
[7]《太常因革禮》吉、嘉、軍、凶等部份相較《開寶通禮》乃至唐《開元禮》的框架門目都有一些刪補，即屬於「異於舊者」之列。
[8] 就筆者所見，除尹承博士論文外，少見利用《太常因革禮》「新禮」材料的研究。尹文集中討論了部份新禮的儀注來源，主要是卷83、84的六條賓禮。尹承，〈太常因革禮研究〉，頁81-94。
[9] 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北宋真仁之際女主政治權力試探〉，收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142-43。
[10] 《太常因革禮》，卷85〈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頁414。
[11]《長編》，卷99「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乙亥」條，頁2302。
[12]《太常因革禮》，卷87、88諸條，頁432-38。
[13]《長編》，卷100「仁宗天聖元年二月庚申」條，頁2317。
[14]《長編》，卷100「仁宗天聖元年三月己巳」條，頁2318。
[15]《長編》，卷100「仁宗天聖元年三月甲申」條，頁2318。
[16]《長編》，卷100「仁宗天聖元年四月辛丑」條，頁2320。
[17]《宋會要輯稿》，〈輿服一〉，頁1之13。
[18]《宋史》，卷144〈儀衛二〉，頁3392。
[19]《長編》，卷99「真宗乾興元年八月乙巳」條，頁2296。參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頁139-140。
[20]《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4〈皇太后二〉，頁68。
[21]《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二月癸未」條，頁2351。
[22]《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五月戊子」條，頁2356。
[23] 神宗時劉摯論哲宗侍講時引用故事，指仁宗時「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長編》卷三百六十，「神宗元豐八年十月癸未」條，頁8616。
[24]《宋會要輯稿》，〈禮五十〉，頁50之1。
[25]《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九月癸卯」條，頁2367。
[26]《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九月庚寅」條，頁2366。
[27]《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七月甲辰」條，頁2363。劉太后答詔見《宋大詔令集》，卷13〈皇太后一〉，頁62。
[28]《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七月丁未」條，頁2364。
[29] 天安殿之殿名沿革及大概規模參《宋會要輯稿》，〈方域一〉，頁1之3。
[30]《長編》，卷102「仁宗天聖二年九月癸卯」條，頁2367。
[31] 冊文參《宋大詔令集》卷13〈皇太后一〉，頁64。
[32]《宋會要輯稿》，〈禮五十〉，頁50之1至2。
[33]《宋會要》，〈禮五七〉，頁57之37。
[34] 慶賀真宗壽辰之承天節 （十二月二日），還有仁宗壽辰之乾元節（四月十四日），均有僧道恩例，事見《長編》，卷61「真宗景德二年十月庚寅」條，頁1371；《長編》，卷154「仁宗慶曆五年二月甲寅」條，頁3748。
[35]《長編》，卷103「仁宗天聖三年正月丙戌」條，頁2374。《宋會要》，〈禮五七〉，頁57之37。
[36]《長編》，卷108「仁宗天聖七年十一月癸亥」條，頁2526-27。
[37]《長編》，卷108「仁宗天聖七年十一月癸亥」條，頁2527。歐陽修神道碑與富弼墓碑均云朝廷採納范仲淹之奏，罷上壽儀。李燾已考證歐陽、富兩說皆誤。
[38]《長編》，卷110「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庚辰」條，頁2562。
五、「章獻新儀」實踐層面的規格考察
上文分析了「章獻新儀」作為歷史文獻的產生過程及政治意義，本節主要討論「章獻新儀」作為禮儀記錄如何在實踐層面彰顯劉太后個人權威，兼論這種權威「垂範後世」的用心與其局限性。《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本傳總結真宗駕崩後劉太后臨朝之禮儀：「有司請制令稱吾，以生日為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避太后父諱，羣臣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太后，御文德殿受冊。」[1]這裡總結了劉太后當朝時新創的主要禮儀，包括上壽禮、儀衛制度、上尊號冊寶等，正與《太常因革禮》「新禮」一門收錄的「章儀新儀」同類，可見這批「新禮」在皇太后禮儀中的核心地位。下文即就「章儀新儀」規格分類詳析之。
（一）、上尊號冊寶禮
與入閤禮相同，上尊號、冊、寶禮也是由唐代衍生而來的朝儀，一般在皇帝即位、南郊大典或征伐大勝之後舉行。[2]和死後追封的諡號不同，尊號一般在皇帝生前由羣臣勸進。在史籍中，有時追封諡號也被稱為「追尊」或「加尊」，但與「上尊號」的服務對象死、生不同，實際上是兩套禮儀。宋太祖建隆元年即位以後即有追諡五世祖趙眺為僖祖之禮，其實是「追尊」或「加尊」諡號，並不是「上尊號」禮。[3]《宋會要》「尊號」一門開首數條均為各朝宋帝「追尊」祖先諡號的記載，只有細字注明 「國朝之制」部份才是宋初真正的「上尊號」禮。此禮始自太祖建隆四年（964）宰相范質率羣臣詣東上閤門請上宋太祖尊號「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4]按照常規政治禮儀，皇帝一般推辭三或五次，然後降詔接受。接受以後再行上冊、寶禮。冊、寶都是以玉造成，以金為飾。冊由中書省造，用長尺二寸、闊一寸二分、厚五分的玉簡，以金繩相連；寶由門下省造，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上書篆文以示隆重。[5]這是上尊號、冊、寶禮的基本規格。
以上所述乃是宋初上尊號、冊、寶禮的基本規範，實際流程更為複雜。根據《長編》和《宋會要》，太祖三次推辭以後於乾德元年九月應允羣臣所上尊號，並於同年十一月郊祀大禮以後正式舉行上尊號禮。[6]由於並無前例可依，宋初羣臣創造了一整套上尊號禮的具體儀制 （以下簡稱為《乾德儀制》），成為之後各朝宋帝上尊號的主要範本。《宋史‧禮志》所載的上尊號禮，儀制部份即裁剪《乾德儀制》而來，連皇帝受冊、寶的制書文字也一字不差。[7]可以說,《乾德儀制》奠定了宋代上尊號禮的「本朝」傳統。
我們無法在已佚的《開寶通禮》、《太常新禮》或《慶曆祀儀》中找到《乾德儀制》蹤影。然而今本《太常因革禮》〈新禮‧上冊寶〉中的條文與《宋會要》所見《乾德儀制》大同小異。上文已經提出，《太常因革禮》這一部份文字實為摘錄李維所進《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亦即天聖二年仁宗皇帝及羣臣向母后章獻明肅劉太后奉上尊號及冊、寶的儀式記錄。無論在參與人員、規格還是禮器安排上，《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和《乾德儀制》所載上皇帝尊號禮幾乎完全相同。下文先列舉兩者相同的行儀過程，再分析其細節差異。由於以下引文均出《宋會要》所載《乾德儀制》，除了補充說明外，不再一一出注。[8]儀注文字繁複，有些無關緊要的部份也會省略。
步驟一：諸衛各領其部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
這是典禮開始前的儀衛準備。諸衛領部屬、立杖庭殿的規矩大概繼承自唐《開元禮》中的朝會禮。應用在上尊號禮方面則恐為宋初禮臣所發明。神宗元豐時成立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編修朝會大禮，正旦御殿儀注所亦曾提及「立杖庭殿」為皇帝受羣臣上尊號的「本朝故事」。[9]步驟二：文武羣官、宗親、客使等應閤集者，並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太尉以冊捧置於案，吏部侍郎一員押；其冊案四人對捧。中書門下奏差五品、六品清資官充舉冊官，先入立於殿西階下。司徒以寶捧置於案，禮部侍郎一員押。捧寶官准上。舉寶官先入立於殿西階下。皆承之以匣，覆之以帕。俱詣殿門外之東、太尉之前。
這是典禮開始前羣臣和冊、寶的佈置安排。太尉及吏部侍郎負責捧冊；司徒及禮部侍郎負責捧寶。《乾德儀制》中作為行禮地點的正殿崇元殿在上皇太后尊號、冊、寶禮中被改成文德殿，這是因就國初以後以正衙文德殿為常參之殿的緣故。步驟三：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服。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兩省、御史台、供奉官立於殿階下香案前左右，如常入閤之儀。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如常儀。帥贊者各入就位，所司贊羣官各服朝服，諸親、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分引就位。[10]
禮儀人員開始就位。這裡提到中書門下以下羣官位置安排與入閤禮相同，可以說是瞭解北宋入閤儀制的重要材料。上尊號禮和其他朝廷大禮一樣，基本上有三種不同的禮儀參與者。太尉、侍中、太常卿、吏部、禮部侍郎，乃至近仗、典儀、贊者、符寶郎等，這些有實際職務的「禮官」或禮司負責執行儀式；[11]作為外朝代表的羣官如翰林學士、兩省、御史等接受安排行禮，他們是被動參與者；樂官則自成另一系統，提供必要的禮儀氣氛。「中嚴」為西漢以來朝廷典禮慣用之禮鼓，在上尊號禮中由協律郎負責。[12]步驟四：侍中版奏 「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服袞冕，御輿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太樂令合奏《隆安》之樂。
這是上尊號禮開始以後、皇帝出正殿的儀式安排。這裡《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記為：侍中版奏 「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太后服儀天冠、袞衣以出，行障座障，方圓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太后將出，仗動，協律郎跪，俯伏興，舉麾，鼓柷，太樂令令奏《聖安》之樂。[13]
比對《乾德儀制》與《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此處所記，除了一些具體細節外，基本規格均相同。「袞衣」是天子之服，本為十二章， 「儀天冠」是為劉太后特製的禮冠。太常用樂方面，《隆安》本為國初竇儼所進二舞十二樂中特為皇帝御正殿所譜的樂曲。[14]《聖安》則是皇帝升座、降座之樂，原曲有 「天儀曄曄，如日之升；千官景從，萬宇仰承」之語。劉太后攝政以後，《聖安》曲詞有所改動。明道元年《皇太后朝會十五首》中錄有《聖安》曲詞，其云：「聖母有子，重光類禋。聖皇事母，感極天人。百辟在庭，九儀具陳。禮容之盛，萬國咸賓」，曲詞以慈、孝立言。[15]上尊號禮中太樂令所奏《聖安》之曲應即此曲。步驟五：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扇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下皆准此。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前如常儀。禮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已下文武羣官應北面位者，自殿門東西各就北面橫行位 （以下太尉、太常卿等禮官各歸本班原位，從略）。
皇帝就座，羣臣歸位。此處《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記為「皇太后出自殿後幄次，即御座，南向坐」，則劉太后由殿後轉出，即位位於垂簾後的御座。從政治禮儀視角來看，南向受朝是皇太后權威的象徵，意其擁有合法攝政地位。另外，《乾德儀制》中「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前如常儀」一句不見於《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條。符寶郎本為看守天子符璽的專職禮官，源出《周禮》《春官》。[16]考慮到《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記載的是幼年天子仁宗上尊號於手握實權之母后。彰顯天子權威的符璽之官不見載於《儀注》，恐怕也有著太后一方借上尊號禮強化己方權威的因素在內。步驟六：典儀曰：「再拜」，應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起居訖，又再拜訖，分班東西序立。禮官、通事舍人前引太常卿，隨吏部侍郎押冊案，以次序而行，太尉從之。凡太尉、司徒行，並禮官、通事舍人贊引。下皆准此。禮部侍郎次押寶案而行，司徒從之，相次詣西階，至解劍褥位 （以下太尉、吏部侍郎、中書令等各司其職，將冊案擺於御座之前）。
這是上尊號禮主體部份第一階段，即「上冊禮」。《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典儀引導羣官首拜以後並無「三稱萬歲」之禮。但是在完成上尊號以後，典儀會引導羣官再拜，並向皇太后「三稱萬歲」；皇太后回應後，還有一次拜禮及「三稱萬歲」。[17]《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部份省去此禮，是因為這個階段仁宗尚未出場，劉太后專享「萬歲」之稱不太適合。到了上尊號儀式完成的時候，內侍已引仁宗歸御幄就座，在劉太后御座之後，羣臣呼進「萬歲」的對象變成了仁宗與劉太后，禮制上比較能夠說通。「上冊禮」的重頭戲是由中書令宣讀冊文。《乾德儀制》撰成時處於開國草創階段，禮職分工還不嚴整，遂由兼攝太尉、司徒、侍中三職的後周遺臣范質宣讀。此份冊文大肆宣揚宋太祖開國立基之功，除《乾德儀制》外，《宋大詔令集》亦有見載。[18]《宋會要》「后妃尊號」一目中收有兩篇劉太后上尊號的完整冊文，一在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一在明道二年二月九日。兩篇冊文中仁宗皆自稱「臣禛」，稱呼劉太后為「皇太后陛下」，符合《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中的相應稱呼。[19]
步驟七：（讀冊完畢，中書令、吏部侍郎、太尉依序降級退下） 禮部侍郎次押寶案升，其寶函蓋先置於階下別案上。司徒隨案升進。至褥位，司徒搢笏，北面跪，捧寶案稍前跪置訖，執笏，俛伏興，少退立。侍中進當寶案前，俛伏，跪稱攝侍中具官臣某讀寶。
這是上尊號禮第二階段，即「上寶禮」。「上寶禮」的寶案、褥位和「上冊禮」的冊案、褥位一西一東，加上位居文德殿中央的皇太后御座，這幾個關鍵點的空間組合定義了整個上尊號禮的儀式現場。在這個禮儀現場中，每一組禮儀人員的活動都是圍繞這幾個「禮儀點」展開的。《太常因革禮》中另載有一條「新禮」引用太常禮院《例冊》，具體說明了皇帝上皇太后尊號禮的空間安排。[20]這條「新禮」引用的太常禮院《例冊》並非《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而是明道二年為了進一步尊崇劉太后而設立的新儀注。筆者根據該條「新禮」文字製成〈明道二年上皇太后尊號禮禮儀空間〉一圖 （見附錄一），閱之可知當時位置安排。步驟八：（讀寶文完畢，侍中、禮部侍郎、司徒依序降級退下） 司徒就解劍褥位，納舄，帶劍，訖，複東向位，文武官橫行。禮官、通事舍人贊引太尉、司徒進詣香案前，褥位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官、通事舍入引太尉詣西階下，東向，解劍，脫舄，升進，當御座前跪賀，稱：「文武百僚攝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其詞中書門下撰……典儀曰：「再拜」，太尉及羣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典儀曰：「再拜」，太尉及羣官在位者俱再拜訖。宣曰：「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群情，祗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宣訖，降還侍立位。典儀曰 「再拜」，太尉及羣官在位者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
進入上尊號禮第三階段，羣臣稱賀新尊號。《乾德儀制》上尊號予皇帝，以太尉為羣臣領班。而《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上尊號予皇太后，故在太尉引導羣臣跪賀之前還有一段補充皇帝跪賀皇太后之禮：［皇帝］服承天冠、絳紗袍，簾內詣皇太后御座前。奏請：「再拜」，訖。又奏請：「皇帝北向跪賀。」［皇帝］曰：「嗣皇帝臣言，皇太后陛下，載崇徽號，昭煥寰瀛，伏唯與天同壽，不勝欣忭。」俛伏興。又載［再］拜，訖。奏請：「皇帝且立。」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西向稱皇太后 聖旨：「皇帝孝恭至誠，貫於天地。受茲徽號，感慰良深。」皇帝再拜，內侍引皇帝歸御幄。[21]
這一段提到的皇帝著禮服「承天冠」、「絳紗袍」，還有皇帝與皇太后的對答文字，亦見《宋會要》「后妃尊號」門。《宋會要》「載崇徽號，昭煥寰瀛，伏唯與天同壽，不勝欣忭」、「孝恭至誠，貫於天地。受茲徽號，感慰良深」這一段對答文字，[22]與《太常因革禮》〈新禮‧上冊寶〉條所錄《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完全相同，當為照錄原文。步驟九：所司承旨索扇，扇上，協律郎俛伏興，舉麾，鼓柷，太樂令奏《隆安》之曲。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扇開，樂止，侍中版奏「解嚴」。中書侍郎帥奉案官升殿，跪捧冊，置於案。次門下侍郎帥捧案官升殿，跪捧寶，置於案，訖。禮官、通事舍人贊引諸東上閤門狀進。所司承旨，放仗，文武百僚並再拜，訖，退，如常儀。
上尊號禮終結，皇帝、禮司及羣官退場。〈新禮‧上冊寶〉此段相應文字均有調整，「皇帝」改為「皇太后」，《隆安》之曲改為《聖安之曲》，「東上閤門狀」改為「內東上閤門狀」。但規格完全一樣。綜觀以上九步驟，可以看出《太常因革禮》所摘錄的《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除了一些細節外，基本內容實與《乾德儀制》無異。為便分析，下表以對照形式總結《乾德儀制》和《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兩者的一些差別。
觀察此表可知，《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是建基在國初上皇帝尊號儀式上的一套新儀式規範。這套規範本質上與天子之禮無異：受冊地點同樣在正衙，行儀樂曲《聖安》原來即為皇帝升、降座之曲，只是曲詞有所改動。皇帝行禮部份充份尊崇皇太后權威。禮服部份，皇太后衣冠幾同於天子。尤其是袞衣，實為天子專用之禮服。明道二年，劉太后即著天子袞服謁太廟。當時禮官為表示與天子的十二章袞服有別，原定袞服只有十章，減去衣、裳上宗彝和藻兩種圖案。時任參知政事的薛奎為此禮服規格力諫劉太后而不果。[23]其實這種皇太后披袞衣而行大禮的習慣早見載於《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可見以天子之禮尊崇太后的「新禮」於天聖初年已然成形。《太常因革禮》所收別條關於天聖二年內、外命婦稱賀太后受尊號的儀制，一些細節也是開風氣之先：比如司賓先引內、外命婦於內殿賀太后，再引之別殿賀皇帝；命婦恭賀皇太后時有致詞、答詞，恭賀皇帝時二者皆無。[24] 這些皆為尊崇劉太后而特製的天聖「新禮」。
（二）、儀衛制度及上壽禮
除了作為朝廷重典的上尊號禮外，天聖年間推尊劉太后個人的「新禮」還體現在另外兩套儀制之中，一套是儀衛制度，另一套是上壽禮。
儀衛制度本為尊顯皇家威榮而設。元修《宋史》撰有六卷《儀衛志》，專論殿庭立杖、官中導從、皇帝、太上皇、后妃儀衛以及天子車駕次第、護衛之「鹵簿」。[25]乾興二年真宗過世後，禮儀院上奏請訂立劉太后儀衛制度：「所乘之輦曰大安輦，具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直總五十四人，骨朵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弩直各五十四人，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百人，寬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輦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其侍衛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26]此即所謂「乾興儀衛」。這個儀衛體制中，御龍直、御龍骨朵直、御龍弓箭直、御龍弩直、寬衣天武皆出於禁軍步軍指揮系統。[27]北宋天子常行儀衛中的五重拱衛法，由內至外分別為「親從官為一重，寬衣天武官為一重，御龍弓箭直、弩直為一重，御龍骨朵子直為一重，御龍直為一重。」[28]從上引材料來看，「乾興儀衛」調用的禁軍系統與天子儀制中的五重拱衛性質相同。
「乾興儀衛」為劉太后儀衛體制打下了基礎。《太常因革禮》〈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條所記錄的「天聖儀衛」，基本架構就脫胎自「乾興儀衛」，只不過所記儀衛職分更為詳細。比如《長編》所記「御龍直總五十四人」，《太常因革禮》則記為「御龍直都虞候一人，都頭二人，副都頭一人，十將長行五十人」，恰為「總五十四」。[29]其他部份的儀衛人數並非全部符合。比起「乾興儀衛」，「天聖儀衛」人數方面稍有變化。下表據《太常因革禮》、〈儀衛志〉、《宋會要》〈輿服一〉所列「乾興儀衛」， 「天聖儀衛」與宋初皇帝常行儀衛具體人數：[30]
綜合三種儀衛制度規式，有幾點可以注意。首先，平均來說，皇帝出行禁軍步儀衛人數比皇太后多1到2.5倍，比如御龍直、骨朶直、弓箭直、弩直、殿前指揮使左、右班、皇城司禁衛等。寬衣天武除外。第二，這幾種規定都是紙上文章，實行時並非一定如此。比如皇帝出行時馬隊儀衛並非經常隨駕；[34]又如「天聖儀衛」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44人本是原額人數規定，但是由於兩班人數輪番內宿有困難，要從御龍直、骨朶直長行軍士內抽調25人代替。[35]第三，如不算馬隊儀仗，皇太后儀衛人數只比皇帝少1.5 倍左右。供御輦官更是太后儀衛所獨有。為劉太后特製的「大安輦」尤其尊顯其個人禮制地位。此輦是至為尊貴的天子大輦，多於郊祀、明堂等大禮時使用，天聖以後變成劉太后個人常設車駕。[36]天聖年間劉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時，甚至欲將大安輦擺在仁宗車駕以前，當時禮部侍郎魯宗道只好以婦人三從之德之說勸阻。[37]後來英宗、神宗的宣仁、欽聖二后亦曾聽政，然都拒乘或拒造大安輦，可見劉太后大安輦在禮制上的特殊地位。[38]
皇太后上壽禮在天聖年間也有了新的發展。長寧節上壽禮的具體行儀過程見載於《乾興儀注》與《天聖儀注》。《乾興儀注》在《宋會要》中有摘錄，茲引如下：
其日，皇太后垂簾，中書、樞密、學士、三司使、節度使、觀察留後，契丹使分班立。宰臣已下進奉上壽，閤門使於殿上簾外序立。宰臣升殿，跪進酒於簾外，內臣跪接以入。宰臣跪奏曰：「長寧節，臣等不勝歡忭，謹上千萬歲壽。」復位，再拜，三呼萬歲。內臣承旨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同喜。」咸再拜。宰臣升殿，立於簾外。俟飲訖，內臣出簾外跪授虛盞，班首跪接，復位，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內臣承旨宣升殿，酌酒三行。餘如乾元節之儀。其日百官詣內東門拜表稱賀。內取高者一人為班首。其外命婦舊入內者即入內上壽，不入內者進表。其日，前殿百官退，內臣先引內命婦上壽，次引外命婦，如百官儀。[39]
《太常因革禮》所引《天聖儀注》大致過程與此相同。據《天聖儀注》，皇太后上壽禮原定行儀地點為前殿會慶殿，但天聖年間多於後殿崇政殿舉行。[40]前一日殿中省尚舍負責皇帝和皇太后御座的奉御已在會慶殿測量好方位，並將皇太后御座擺在殿中面南位置。[41]太尉代表羣官進獻賀辭的位置在太后殿座前，中間相隔一道垂簾。上壽禮當天的行儀安排與上尊號禮相近，也是先由禮司安排羣臣位次，然後由內侍奏請皇太后從殿後轉出升座，並贊引皇帝於簾內拜賀皇太后。[42]皇帝拜賀完畢之後，另有一個進酒儀式，「皇帝執盤盞，詣皇太后御座跪進。皇太后執盞，皇帝執盤，興，其盤內謁者承接。」[43]敬酒完畢以後，皇帝退回幄後，宣事舍人引太尉從西階詣至皇太后御座前，代表羣臣進獻賀詞及壽酒，這是「第一爵」。太尉飲畢後降級，羣臣升殿，內給事斟酒，由內謁者監進獻「第二爵」，賜酒羣臣；[44]「第二爵」之後，還有「第三爵」、「第四爵」，羣臣陪飲。四爵飲畢，典禮完成，羣臣降殿，皇太后降座回輦。[45]
以上即為《天聖儀注》所定皇太后上壽禮的基本流程，基本不出《乾興儀注》窠臼。敬酒部份「第二爵」至 「第四爵」，即《乾興儀注》「內臣承旨宣升殿，酌酒三行」之儀節。仁宗皇帝在《天聖儀注》中先於太尉、羣臣、契丹使臣出場，體現了上壽禮中重視皇室家族聯繫的一面。在羣臣及契丹使臣目睹見證下，皇帝「拜跪上壽」。[46]皇帝退下以後，皇太后獨受羣臣進賀。羣臣及契丹使臣在典儀指導下屢向皇太后「三呼萬歲」，這是太后威儀所能達到的極致。[47]
前文分析天聖二年上尊號禮中「上冊禮」步驟時，提到劉太后專享「萬歲」之稱禮制上不太妥當。但在天聖五年上壽禮中，這種「不妥」的氣氛消失了。皇太后上壽禮專意尊崇太后個人，而《天聖儀注》將這種禮意發揮得淋漓盡致，創造了一個等同天子之儀的新儀制。和天聖二年上劉太后尊號禮、天聖元年劉太后儀制一樣，《天聖儀注》也是象徵天聖年間章獻太后權威升格的重要「新禮」。天聖八年的皇太后上壽禮，史載「賜羣臣衣及天下州郡上慶作樂，並准乾元節例。」[48]節例也好，行儀規範也好，上壽「新禮」的構建是一個積累過程，而《天聖儀注》正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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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242〈后妃上‧章獻明肅劉皇后〉，頁8613
[2] 初唐以前，史籍也有帝皇上尊號的記載，然而其號至多為一至二字，亦無之後的上冊、寶禮。作為常規典制的上尊號禮大概始于唐中宗、武則天時期。神龍元年十一月，唐中宗上尊號為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加尊號為應天神龍皇帝，這是早期尊號層累遞進之一例。《唐會要》，卷1〈帝號上〉，頁4。
[3]《宋會要輯稿》，〈禮四九〉，頁49之1。
[4] 同上書，頁49之1。
[5] 同上書，頁49之1。
[6]《長編》，卷4「太祖乾德元年九月甲寅」條，頁104；《宋會要輯稿》，〈禮四九〉，頁49之1。太祖答允所上尊號的詔令見《宋大詔令集》，卷3〈帝統三〉，頁11。
[7] 制文甚簡：「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群情，祗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宋史》，卷110〈禮十三〉，頁2641。《宋會要輯稿》，〈禮四九〉，頁49之4。
[8] 以下相關引文均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頁49之1至4。
[9]《長編》，卷298「神宗元豐二年五月戊辰」條，頁7241。宋初設定的殿庭列杖規模，參《宋史》，卷143〈儀衛一〉，頁3365-67。
[10] 此處《太常因革禮》將閤門官 「通事舍人」記為 「宣事舍人」，是避劉太后父劉通諱。參宋．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頁58。
[11] 太尉、侍中等，包括充當舉冊官的中書門下五、六品清資文官，在上尊號禮中負有特殊禮儀任務，這處姑且稱為 「禮官」之一種。但是需要注明，這種 「禮官」和典儀等常制禮司並不一樣。
[12]《漢書》有「聲中嚴鼓之節」，「中嚴」典出於此。東漢．班固（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82〈史丹〉，頁3366。「嚴」是形容鼓聲正直嚴敬，參見孔穎達（574-648）對《禮記‧樂記》「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一語疏證。《禮記正義》，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1076。
[13]《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上冊寶〉，頁424。
[14]《宋會要輯稿》，〈樂四〉，頁4之10。
[15] 所引曲詞見《宋會要輯稿》，〈樂七〉，頁7之5，頁7之7。
[16]《文獻通考》，卷50〈職官考四〉，頁1443-44。
[17]《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上冊寶〉，頁426。
[18]《宋大詔令集》，卷5〈帝統五〉，頁20-21。
[19]《宋會要輯稿》，〈禮五十〉，頁50之1至3。
[20]《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皇帝上皇太后尊號〉，頁422-23。
[21]《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上冊寶〉，頁426。
[22]《宋會要輯稿》，〈禮五十〉， 頁50之2。
[23] 見《長編》，卷111「仁宗明道元年十二月辛丑」條，頁2595。
[24]《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內外命婦稱賀〉，頁426-27。
[25]《宋史》，卷143至148〈儀衛一〉至〈儀衛六〉，頁3365-3475。《漢官解詁》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東漢．王隆撰，東漢．胡廣注，《漢官解詁》（上海：中華書局），頁8上。
[26]《長編》，卷99「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乙亥」條，頁2302-03。
[27]《文獻通考》，卷58〈職官考十二〉，頁1737-38。
[28]《長編》，卷116「仁宗景祐二年四月辛巳」條，頁2729。亦參宋．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2，頁20。
[29]《太常因革禮》，卷85〈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頁414。
[30]《太常因革禮》，卷85〈新禮‧常行儀衛〉、〈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二條，頁411-415；《宋史》，卷144〈儀衛二〉，頁3386-87；《宋會要輯稿》，〈輿服一〉，頁1之13至15。
[31]《太常因革禮》記為25人，卷85〈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頁415；《宋會要》記為44人，〈輿服一〉，頁1之13。
[32]《太常因革禮》左、右班人數不同。左班都虞候1人、都知1人，行門三人，長行20人，共25人。右班指揮1人，行門3人，長行20人，共24人。卷85〈新禮‧莊獻明肅皇太后儀衛〉，頁415。
[33] 關於皇城司設置及基本職能，參（日）佐伯富，〈論宋代的皇城司〉，《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五代宋元卷 （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37-69；皇城司禁衛作為皇帝或皇太后私人儀衛的根源延自五代武德司，亦即所謂的 「親從性」。這方面的重要分析，見趙雨樂，〈試析宋代改武德司為皇城司的理由──唐宋之際武德使活動的初步探索〉，《唐研究》第六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60-64。
[34]《太常因革禮》，卷85〈新禮‧常行儀衛〉，頁412。
[35]《宋會要》，〈輿服一〉，頁1之13。
[36] 關於大安輦之具體尺寸規格，參《宋史》，卷149〈輿服一〉，頁3487。
[37]《長編》，卷107「仁宗天聖七年二月庚申」條，頁2494。
[38]《宋史》，卷150〈輿服二〉，頁3504。
[39] 《宋會要》，〈禮五七〉，頁57之37。
[40] 考《天聖儀注》：「天聖五年正冬，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詔有司詳定儀注」，可見天聖五年冬會慶殿已被定為上壽禮行儀地點。《太常因革禮》，卷87〈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第432頁。但是，一直要到天聖晚期，長寧節的實際行儀地點才由後殿崇政殿變成了前殿會慶殿。劉靜貞，〈從皇后干政到太后攝政〉，頁143。
[41]《太常因革禮》，卷87〈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頁432。尚舍局奉御職能參《宋會要》，〈職官一九〉，頁19之1。
[42]《太常因革禮》，卷87〈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頁432-33。
[43] 同上書，頁432。
[44] 內給事和內謁者監都是內侍省管理內宮事務的宦官，內給事制度上可以追溯到《周禮》《天官》中專掌侍候王后的 內小臣一職；內謁者源出漢制。參《宋會要》，〈職官三六〉，頁36之1；《文獻通考》，卷57〈職官考十一〉，頁1697。
[45]《太常因革禮》，卷87〈新禮‧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頁434。
[46]《太常因革禮》所引《天聖儀注》只提到皇帝「拜稱賀」，無「拜跪」之語。此處「拜跪上壽」說引自《宋史》，卷242〈后妃上‧章獻明肅劉皇后〉，頁8613。
[47] 據筆者統計，僅〈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等上皇太后壽〉一條 「三呼萬歲」的場面已有十一次之多。同上書，頁433-34。
[48]《宋會要》，〈禮五七〉，頁57之37。
六、「章獻新儀」的影響與局限
由於「章獻新儀」的創新意義，仁宗以後朝廷討論皇太后禮儀時有引用。《宋史‧禮志》提出天聖二年上劉太后尊號禮以後：「自是，上皇太后尊號禮皆如之。」[1]因其彰顯女主權威的特色，《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尤為後世推尊皇太后、太皇太后時所徵引。神宗哲宗即位，元祐二年初，朝廷為了推尊宣仁太皇太后，有司檢用「章獻故事」，提出宣仁受冊「當御文德殿」。[2]據陳恬撰〈畢仲游墓志〉，當時宰輔呂公著（1018-1089）也傾向在受冊禮上「遵用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尊崇宣仁太皇太后。[3]這裡的「故事」即指《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然而畢仲遊堅決反駁，提出文德殿作為外朝乃「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如此受冊，遂將垂簾聽政，一失其位，無以示萬世。」[4]時為中書舍人的曾肇（1047-1107）亦上奏反對，強調文德殿受冊乃「仁宗出自聖意」的特詔。此外，曾肇更指出「章獻故事」禮制上種種逾越之處。奏文有云：
章獻太后非獨受册文徳殿，至於元日御會慶殿，受朝及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其生辰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5]
曾肇、畢仲遊最終成功說服宣仁太皇太后。宣仁內批下詔付三省，自謙德行涼薄，不敢上比章獻明肅劉太后，放棄文德殿受冊。[6]但是，這一元祐初年針對皇太后受冊地點的爭議反映「章獻新儀」在元祐時期已變成「章獻故事」。[7]這一「故事」進而被視為一種尊崇攝政太后的禮儀範本。有時候，宋廷甚至會以「章獻故事」來推崇德望隆盛的非攝政太后。南宋紹興十年末，朝廷討論上隆裕皇太后尊號禮。十一月十五日「閤門劄子檢會故事，奉上冊寶合御文德殿行禮」，這裡的「故事」即「國朝奉上皇太后冊寶禮」，正是指《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所訂立的禮儀慣例。[8]
至於「天聖儀衛」禮制上「垂範後世」的意義，比較北宋後來的皇太后儀衛即可明瞭。仁宗過世之後，英宗即位詔中書門下、樞密院重訂慈聖光獻曹太后出入儀衛，其結果是除了出行不鳴鞭外，其他儀衛均比照章獻明肅太后前例辦理。[9]治平元年六月六日，中書進呈儀制，自「御龍直至寬衣天武，人數並同章獻明肅太后故事……詔依。」[10]不過這個治平儀制只是一紙空文，皇太后儀衛人數實際上還是削減了。半年以前，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曹太后迎接仁宗虞主舉行虞祭時，隨行侍衛「皆減章獻明肅皇太后之半。」[11]到了治平四年（1067）四月，朝廷最後確立的太后出行儀制變成了：
御龍直、骨朵子直，差都虞候、都頭、副都頭各一人，十將、長行各共三十人；弓箭直、弩直差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各一人，十將、長行各共二十人。皇城司親從官一百人，執骨朵寬衣天武官百五十人，充圍子行宮司人員共一百人，入內院子五十人，充圍子皇城司親事官八十人。打燈籠、短鐙馬、攏馬親從官，金銅車、椶車隨車子祗應人，擎簷子供御輦官，執擎從物等供御、次供御並下都輦直等，人數不定。[12]
除去人數不定的內侍、親從官，儀衛總人數幾乎削減了一半。當然，慈聖太后儀衛削減也可能和帝、后之間感情疏遠有關。[13] 終北宋一朝，皇太后乃至太皇太后的儀衛在大框架方面基本不出「天聖儀衛」，然而在具體規格方面再不曾達到後者規模了。[14]與《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天聖儀衛」相同，《天聖儀注》也成為了北宋後期皇太后、太皇太后上壽禮的參考模版。元祐初年，宣仁太皇太后攝政之時，其生日坤成節上壽禮原本遵循《乾興儀注》。二年五月，開封府進言，坤成節儀制「請依長寧節故事度僧道，共三百人為額。從之。」[15]這個額度正是劉太后《天聖儀注》中的額度。此外，在後來有關坤成節規格的詔書中，時見「依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準天聖八年九月故事」等說法，進一步證明了《天聖儀注》的影響力。[16]
但是，《天聖儀注》這種影響力在規格上也是受限制的。再以宣仁太皇太后生辰坤成節為例，即使元祐二年六月朝廷確定了「依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文武百官、諸軍將校於崇政殿上壽」，這一儀制依然招致了朝臣批評。[17]反對在文德殿舉行上尊號禮的曾肇，提出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是劉太后天聖八年以後的規例。如果按照天聖三年上壽禮的做法，百官將校不必列庭崇政殿。[18]然而《太常因革禮》所引《天聖儀注》明確記載天聖五年皇帝率百官諸軍將校上劉太后壽，具體儀節班班可考。曾肇「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隨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云云，並非事實。[19]曾氏所宣稱的這一差別，恐怕是出於其壓制宣仁太后攝政權威之意圖。這種意圖是否與元祐黨爭的大背景有關，由於史料缺乏，不敢臆斷。但是總體來看，隨著儀制中原本突出的規格因素被慢慢減省、抽去，宣仁以後皇太后上壽禮、儀衛乃至上尊號禮的降格已是意料中事。今殘本《永樂大典》卷17298部份引《宋會要》所記南宋紹熙元年 （1190） 孝宗、光宗內禪時壽聖皇太后 （宋高宗皇后吳氏）上尊號儀節。據其記載，壽聖皇太后升降座用《坤安》之樂，以和皇帝升降座用的《乾安》之樂區別尊卑。[20]而在《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中，劉太后進場時直接使用彰顯天子權威的《聖安》之樂。[21]另外，作為皇帝光宗的祖母，壽聖皇太后上尊號冊文曰：「坤德益崇，天壽平格；慶流萬世，子孫千億」，強調女子德性。[22]對比王曾所撰劉太后冊文「承七廟之流祥，受九旻之敷錫。擁佑家邦，祉祚無極」諸語，以劉太后作為宗廟和上天賜福的直接對象。[23]前後相較，「章獻新儀」尊崇劉太后個人權威的特殊性質不言而喻。當「新儀」變成「故事」，儀制在特定政治環境中的意義也漸漸沉沒在朝廷檔案的故紙堆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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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110〈禮十三〉，頁2647。《宋史‧禮志》在記載儀式細節上有一些問題，比如其記載「內、外命婦稱賀太后、皇帝于內殿。」根據更為詳細的《太常因革禮》所錄《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版本，內、外命婦拜賀太后、皇帝前後地點不同，並不都在「內殿」。《宋史‧禮志》此處乃是因襲《文獻通考》而來，參《文獻通考》，卷252〈帝系考三〉，頁6800。
[2] 《長編》，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甲寅」條，頁9646。
[3] 〈畢仲游墓志〉今本畢仲遊文集《西臺集》未收。此條轉引自李燾《長編》細字小注，見《長編》，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甲寅」條，頁9647。
[4] 同上注。
[5]宋．曾肇，《曲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1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上宣仁皇后論文徳殿受册〉，頁342。
[6]《長編》，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甲寅」條，頁9647。
[7] 〈畢仲游墓志〉提及當時禮官「猶守舊不變」，唯有畢仲游「獨表請正之」。《長編》，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甲寅」條，頁9647。這裡的「舊」即指「章獻故事」。
[8] 《中興禮書》，《續修四庫全書》第822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73〈奉上皇太后冊寶〉，頁572。
[9]《長編》，卷201「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壬子」條，頁4870。
[10]《宋會要》，〈輿服一〉，頁1之13。
[11]《長編》，卷199「仁宗嘉祐八年十一月己亥」條，頁4830。此外，曹太后迎接仁宗虞主的乘輿雖然還稱為「大安輦」，但這一「大安輦」既無配套的扇筤，出行也不鳴鞭，只是普通太后肩輿的放大版而已。
[12]《宋會要》，〈輿服一〉，頁1之13。
[13] 宋英宗曾親口向韓琦、歐陽修等老臣抱怨「太后待我無恩」，而曹太后對英宗病中的一些言語行為也非常不滿。其事詳見《長編》，卷199「仁宗嘉祐八年十一月己亥甲寅」條以下，頁4832-39。
[14] 參見《宋史》，卷144《儀衛二》，頁3393-96。
[15]《長編》，卷401「哲宗元祐二年五月乙亥」條，頁9770。
[16]《宋會要》，〈禮五七〉，頁57之38。
[17]《長編》，卷402「哲宗元祐二年六月戊戌」條，頁9785。
[18] 《曲阜集》，卷2〈上宣仁皇后論坤成節百官上壽〉，頁343。
[19] 同上注。
[20] 陳智超，《宋會要輯稿補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8），頁544-545。皇帝以外，太皇太后升、降座在兩宋禮制中亦有用《乾安》之曲的前例，事在哲宗一朝。見《宋會要輯稿》，〈樂七〉，頁7之9。然而皇太后出、入乃至升、降座用天子《聖安》之樂者，筆者所見暫時只有劉太后一例。
[21]《太常因革禮》，卷86〈新禮‧上冊寶〉，頁424、426。
[22]《宋會要輯稿補編》，頁544。
[23]《宋會要輯稿》，〈禮五十〉， 頁50之2。
七、結語
北宋開國以來，朝廷禮書中關於「新禮」的看法一直變化。從宋初的「變唐之禮」到慶曆年間以「復古」為「新禮」準則，宋廷對「本朝新禮」的需求催生出了一大批官方新儀注。《太常因革禮》可以說是這些新儀注的集大成者。《太常因革禮》中的「因革」宗旨正是呼應朝廷所需，整頓「本朝新禮」以為一代章程。王應麟認為《太常因革禮》是對太祖、太宗、真宗以來朝廷禮制變更的總結，其中「新禮」部份專指《開寶通禮》以後的「本朝儀節」，這一理解基本符合《太常因革禮》編纂原意。[1]從禮儀文獻傳承角度來說，《太常因革禮》前身自然是賈昌朝景祐四年編成的《太常新禮》和《慶曆祀儀》。但是，如仔細考察《太常因革禮》「新禮」中的一些具體行儀規範，便會發現它們其實源自天聖、明道年間為尊崇章獻劉太后而新設的「章獻新儀」，包括上尊號禮中的《天聖崇政殿受冊儀注》、《明道儀注》，上壽禮的《天聖儀注》，還有「天聖儀衛」等。這些新儀制通過太常禮院《例冊》和《儀注》等文獻形式流傳，最後被編進《太常因革禮》之中，成為其「新禮」體系的重要部份。從思想史角度來說，我們需正視集「章獻新儀」精華之《太常因革禮》對北宋中期「新禮」概念的發展，及其作為禮儀記錄和歷史文獻的雙重意義。
作為北宋重要的「新禮」實踐，《太常因革禮》中的「章獻新儀」在規格方面的特殊性已為後世所注意。但是，這種特殊規格背後的政治意義卻被有意忽略。「章獻新儀」本是一種源於女主當權這一政治現實的「歧出」。但是，因為北宋主流政治還是排斥女主干政，這種「歧出」的現實遂被收編，成為一種禮制層面的「故事」。劉太后去世以後，其當政時創建的垂簾儀制雖即被奏請焚毀，但是涉及皇太后個人身份的儀注細節，包括上尊號禮、上壽禮、儀衛等等，依然以「故事」形式在朝儀系統中發揮著影響。[2]儘管後世太后儀制在規格上不復「章獻新儀」之盛，但「章獻新儀」仍能通過《太常因革禮》這樣的文獻渠道成為兩宋皇太后禮制中的參考座標。
針對「章獻新儀」的研究亦有助我們進一步瞭解北宋禮儀史中的一些重要主題。研究北宋女主政治者已經留意到新興士大夫集團對劉太后權力的限制。這種限制在政治上比較成功，劉太后最終沒有成為第二個武則天。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宋祁奏議中的說法，劉太后明道二年謁見太廟時：「執鎮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袞，率百官，陳萬騎，跪奉幣瓉，歷見祖宗」， 那麼這位女主在禮制上已經超越了太后儀制規限，達到與天子混一的地步。[3]明道二年「古來未聞，典禮不載」的劉太后謁廟禮，正是天聖以來「章獻新儀」向天子之禮看齊的累積成果。禮儀史上一些儀式細節的變動，在當時語境中可能具有深遠的政治象徵意義。從禮儀政治角度出發，仁宗親政以後的朝廷大典──尤其是皇祐二年的明堂大禮──是否可以解讀為重新確定天子權威的嘗試，可能是值得深思的一個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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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海》，卷69〈禮制下‧治平太常因革禮〉，頁34。
[2]《長編》，卷112「仁宗明道二年五月辛未」條，頁2616。
[3] 參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引《宋景文公奏議》；這件史事當時多有爭論，涉及歐陽修墓誌銘的公信力問題。據歐陽修所撰薛奎墓誌，薛氏力諫劉太后以袞冕謁太廟為非禮，終使太后改變原意，「為改他服」。然而陳鵠認為宋祁曾奉旨入「明道參謝宗廟記所」編修、校勘明道時期宗廟禮制的一手材料，其奏文更為可信。相關解說見宋．陳鵠撰，孔凡禮點校，《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3，頁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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